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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记录130人的泣血控诉

2017-12-13 0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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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作者李晓方:

  记录130人的泣血控诉

  该书收录近500幅受害者照片、20余万字口述经历,已于近期出版

作者李晓方(右)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受访者供图

  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日,调查研究学者李晓方于近期出版了《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该书用近500幅受害者生存状况照片和各类史料照片,以及20余万字的受害者口述经历,记录了130位南京大屠杀受害幸存者的悲惨遭遇。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10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李晓方现为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是退伍军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业余时间自费调查寻访侵华日军细菌战、慰安妇等各种罪行的受害幸存者。如今,他要赶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老人们离世之前,记录下他们的控诉。

  “第一位到我家来调查的人”

  新京报:你为什么做南京大屠杀的口述史?

  李晓方: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抗日侵略暴行受害者调查,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暴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罪行。

  现在很多国民都知道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杀了30万同胞,大家感觉到30万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却感受不到这30万个鲜活的生命、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日军一个又一个地用各种方法杀害时的惨烈。

  2008年,我参加了纪念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71周年活动。当时看到这些受害者年纪都很大了,有的被家里人扶着,有的用轮椅推过来。我当时就决定,要抓紧时间来做这个调查。

  新京报:有什么具体的契机吗?

  李晓方:后来我正好遇到一位受害者家属梁先生,他愿意义务陪我去调查。我跟着他去了他岳母的弟弟、梅寿芳老人的家里。

  梅寿芳老人说,1937年他只有五岁,但他能记得当时亲眼所见的一切。他告诉我,有一天,日军来到他们村庄,强奸年轻的妇女,并把他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等12位亲人杀害。

  老人在叙述时痛不欲生,有多次哽咽地说不出话。采访中,老人还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几十年来,你是第一位到我家来调查的人。”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觉得这样的田野式调查还是很重要的,也更加坚定了我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决心。

  从2008年以来,特别是这几年,2014到2016年,连续几年的国庆节、元旦节这样的节假日,我都会去做南京大屠杀受害幸存者的深入调查。

《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书影。 受访者供图

  “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

  新京报:你如何找到这130名幸存者?

  李晓方:我以前以为很好找,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做过这类口述史了。当我真正去调查的时候,才发现没那么容易。

  我先找到民政部门,结果民政部门说要保护受害者隐私不方便透露。好在我认识的几个人,他们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受害者。后面我们通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来寻找,但里面记录的大部分幸存者都已经去世了。

  接着,我们筛选里面记录的1930年以后出生的幸存者。我记得,刚开始,我一天甚至连一个受害者都见不到。一次跑到十个地方,七个幸存者都去世了,还有两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我就通过认识的南京的记者、报纸之类,还到街道居委会去问,就这样通过各种手段一个一个找出来。

  新京报:现在这些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如何?

  李晓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是我所见过的战争受害者枣庄建筑安装发票中生活相对比较好的一群人。因为南京经济发达,政府也对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比较关心,社区、街道经常到他们家来慰问。

  民政部门每年会给他们发一笔补贴,他们看病除了有医保报销之外,剩下的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给他们报销80%,几乎都不用掏钱。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城里,子女们照顾得挺好,生活也不错。也有个别的经济条件、身体不好的。

  新京报:对于那些老人,这就像是他们人生中的伤疤,他们愿意站出来口述经历吗?

  李晓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我见过150多个受害者,差不多有40个人拒绝过我的采访。有的家庭我连着去三次,还是被拒绝了。

  他们一是觉得这些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前也有过其他人采访过;二是有些幸存者不愿意再提及过去的事情,他们和家人住在一起,接受采访也是一种打扰。他们讲起这些经历,心里很难受,子女们也很反对接受采访,还有人报警说我是骗子的。

  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我们去调查前,一般不敢提前打电话,硬着头皮直接去敲门。我们会送些营养品,说看看他们,慢慢跟他们熟悉了,才进行采访。

  被撕裂的一生

  新京报:这个过程中,谁的故事最触动你?

  李晓方:一位叫朱秀英的老人。她9岁的时候被日本人强暴。我这本书首发的时候她也来了,面对媒体讲述她的经历。

  还有一位叫张秀红的老人,经历也非常惨。日本人冲到她家中,用刺刀对着她爷爷要“花姑娘”,她爷爷说没有。日本人就用刺刀指着张秀红说,这慈溪电器发票个不是“花姑娘”吗?爷爷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来求他,说她还是个小孩子,放过她吧,鬼子不肯走,要用刺刀刺她爷爷。

  为了保护爷爷,张秀红被日本人拖到床上,扒裤子要强奸。她不从,日本兵把她的两条腿拉断了,下身也被鬼子撕裂了,在昏死过去的时候,被鬼子强暴了,留下了终身残疾。

  因为下身有缺陷,她生儿子时生了三天三夜,差点死掉,以后就不敢再要小孩了。一到下雨天,下身还疼得不能入睡。

  这个事情对老人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她很怕看到抗战剧,看到电视里的日本鬼子,她会浑身都颤抖,难以入睡,还做噩梦。你如果不小心碰到她的肩膀,她会吓得不行。

  新京报:像这样有心理阴影的老人多吗?

  李晓方:我所知道的大屠杀受害者,心理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影响。

  有位老人叫时国铃, 10岁时她亲眼看见父母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在逃亡路上,弟弟跟着一个和尚出家了,姐姐卖给别人家做媳妇了,她也到一个大户人家做佣人,全家都散了。

  年幼时的痛苦遭遇,使她性格大变,脾气烦躁易怒,一个人孤苦地在敬老院里苦度余生。

  还有位老人,叫贺孝和。南京大屠杀那年他才8岁,当时他们一家都躲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洞里,日军对着洞口用机枪扫射,把洞里的大部分人都杀了,他和奶奶一起躲在了尸体堆里才逃过一劫。

  由于过度惊吓,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得了精神分裂症,使他一生都在痛苦和惊恐中度过。

  这些幸存者们都需要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我觉得他们很需要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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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未来你还有什么打算?

  李晓方:受害者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到最后尾声,我就慢慢整理出来出书。

  如果我现在经济上有这个条件,或者社会上有这样一个团队,我还会发动一个团队去继续做这方面的调查。因为我认为受害幸存者肯定还有没公开身份的,现在的受害幸存者名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多年前调查基础上的,目前,新出现的受害幸存者也大都自己主动公开身份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打算做一个抗战受害者纪念馆,包括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我采访时留了每个受害者的手印,向老人要了一些他们用过的物品,比如奖状、杯子、眼镜之类的,想更立体地用这些幸存者们的故事来重现当时的历史,把它当成是全人类的灾难记录下来,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新京报实习生 杨林鑫 记者 付珊

原标题: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记录130人的泣血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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